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
如此，就使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方面擴大了規模，使群眾被廣泛地發動起來，另一方面擴大了打擊面，撇開了廣大幹部，使廣大幹部成為了懷疑和打擊的物件。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7）
這恐怕不僅僅是“聲勢浩大”的問題了，更是一種“暴風驟雨”式的席捲，好像是一場十二級颱風，刮向了廣大農村、城市。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向“左”，向“左”……
8月19日，劉少奇就為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致信毛澤東，要批轉這個報告到全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桃園經驗”。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介紹了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主要是：先搞“紮根串聯”，再搞“四清”，再搞“對敵鬥爭”；對基層幹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等等。這個報告就是後來被廣泛流傳的“桃園經驗”。
當時許多工作隊成員也不知道怎麼搞，因此王光美的經驗很受大家歡迎，很多人請她去作報告。陳伯達還特地找到劉少奇，積極提議把王光美的報告印發給各地黨委和“四清”工作隊作參考。
為此，劉少奇慎重考慮後，同意把“桃園經驗”轉發各地參考。8月19日，他向中央和毛澤東彙報此事：
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27日，毛澤東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會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轉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9月1日，王光美的這一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檔案下發全國。自此，“桃園經驗”成為了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個樣板。
但是，這份報告過分誇大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強調採取“紮根串聯”的秘密工作方式。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報告後，在隨同劉少奇視察時，先後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市區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了同樣的報告，還有不少地方聽了錄音。
“桃園經驗”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地紛紛效仿。
2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
天津小站地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由陳伯達主持搞的。8月4日，陳伯達給中共中央寫信，送上了小站地區三個“反革命集團”的社會關係分佈網，並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頭子”的歷史大事記各一份。8月12日，中央轉發了這封信及所附材料。9月25日，天津市委寫出了《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認為：小站地區的政權是“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的兩面政權”，他們長期“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前，真理的天下還不是我們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我們的”。“三個反革命集團”“上面的根子就在區委。區、社一部分領導幹部，實際就是他們的保護人”。
中共中央決定轉發這個報告。劉少奇在指示中說：“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這就迷惑了一些人，並且長期得不到解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在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之前，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才能確定領導權是否在敵人手裡，才能確定這個地方的領導核心是否已經變質，才能決定是否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頓時，本已出現的“奪權”風潮，不僅僅把廣大的基層幹部一腳踢開，而且作為了鬥爭物件，使“奪權”運動再起新高。
可見，在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向“左”的方向發展，尤其批發了“桃園經驗”和“小站奪權鬥爭經驗”兩個報告並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