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度過了1929～1933年的一場空前大災難。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得救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也緩過氣來了。這就使得“新政”能夠在美國曆史和世界歷史中獲得一席之地。
進一步的思考
從社會經濟角度講，資源是稀缺的，充分利用而不是破壞，則會帶來更大程度的福利。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考慮。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陷於低水平的均衡陷阱時，我們就不得不設法打破這個均衡，否則，經濟很難啟動的。“破窗理論”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看出了需求之間的內在聯絡。當然，如喬新生所說，這種分析是靜態的，它沒有看到“破窗”的啟動效應和由此引發的乘數效應。這就好像一部汽車停止不動，啟動開關，汽車加大馬力就可以上路。如果沒有啟動裝置，汽車將永遠靜止不動。“破窗”將帶動需求鏈條，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批評者沒有看到的方面。
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被“打破”的產業或實施公共投資的產業的關聯性較強，則其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強。衡量一種產業的關聯性，主要指標是需求收入彈性原則，即：
某社會產品（勞務）的收入彈性
＝該社會產品（勞務）需求增長率/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從計算結果上看，當彈性值大於1時，表明該種產品（勞務）的需求量快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該種產品的生產部門（或行業、產業）應該得到較快的發展。以滿足需求的過快增長；當彈性值小於1時，表明該種產品（勞務）的需求量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部門會相對萎縮。如果這個彈性值為負數，這些部門則會發生絕對萎縮。但從現實情況看，彈性值為負的部門是不存在的；彈性值小於1的行業，一般不會作為公用品投資的物件，但如果發生戰爭或地震，則破壞的產業必然不僅僅是一個。所以，還是不需要擔心。
題 外 話
薛兆豐說：“‘破窗理論’錯得這麼離譜，卻依然非常流行，這恐怕要歸功於一知半解的經濟學家。他們炮製的‘鼓勵消費理論’、‘假日經濟理論’、‘拉動需求理論’，都是半個世紀前‘破窗理論’的翻版。”
我要提醒兆豐的是，首先，這個“理論”不是“半個世紀前”提出的，而是“一個半世紀以前”。其次，如果主張該觀點的人都被歸為“一知半解的經濟學家”，那麼，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的凱恩斯在經濟學上便屬於“一知半解”了！薛兆豐的這個論斷有幾個真正有分量的學者認可？第三，兆豐等先生並沒有給我們拿出實證資料做依據。對於真正的學者（包括經濟學者）而言，論證應該是以事實為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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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打破誰的“窗子”？（3）
2002年10月18日
中國賠款造就“日本奇蹟”？（1）
中國賠款造就“日本奇蹟”？——與張宇燕等先生商榷
張宇燕先生認為，甲午中日戰爭是日本經濟發展的轉折點，中國的賠款造就了日本經濟的起飛。我認為，中國的賠款與日本經濟的起飛（或者工業化）無關，相反，它為日本後來的慘敗埋下了伏筆。
張宇燕等經濟學家認為，甲午中日戰爭是日本經濟發展的轉折點，中國的賠款造就了日本經濟的起飛（張宇燕：《說服自我》，第242頁，三聯書店，1997）。這個觀點似乎有些道理。
從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程序來看，早期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端於18世紀70年代，以英國產業革命為標誌，一般被稱為傳統的工業化，這種傳統工業化主要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18世紀7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以前，二是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經過這兩個階段，主要的發達國家都實現了工業化，歷時基本都接近或超過一個世紀，工業化程序最長的已有200多年曆史。
相比較而言，日本的工業化程序大大加快了，其工業化時間沒有超過50年，到20世紀80年代就完成了發達國家100多年走完的工業化。
日本的工業化程序為什麼如此快捷？其工業化究竟是靠什麼支撐的呢？張宇燕等經濟學家認為，日本迅速且順利的工業化，是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的決定性支援的結果。
據張宇燕先生的估算，馬關賠款等於日本兩年多的國民收入，“如果把中國的全部賠款加在一起，則大體相當於日本三、四年的國民收入。這意味著中國對日本的戰爭賠款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