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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不同地塊，除了自然條件不同之外，土地買賣雙方的估價也是不同的，你怎能單純地說誰高誰低？
更何況，價格是交易的結果，即成交價。這透露出來一個訊號，買方並沒有認為這個價格不合適，否則，他不會“接盤”。怎麼能隨便說價格太高？
如果為了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指稱價格過高等，必須做出交代，譬如，你想說什麼，和什麼比較，等等。
由此可見，研究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要把頭腦中現有的條條框框硬套向現實。
再看第二個問題——分析問題的時候該如何應用理論？我認為，極為重要的兩點是：（1）驗證你將要運用的理論，看它是否成立；（2）必須注意理論成立的條件，不能盲目套用理論。我發現，包宗華與劉玉錄，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譬如包宗華說：“我們研究市場經濟和價格時，都會學習和樹立以下幾個基本觀點：一是價格是圍繞價值波動的，二是價格是遵循價值規律而漲落的，三是成本不是形成價值和價格的決定因素而是重要因素。”顯而易見，包宗華先生所依據的理論是“傳統政治經濟學”。“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價值規律是否成立？我不知道包宗華先生是否驗證過。
又如，劉玉錄說：“劉文對土地拍賣要不要限價疑問的答案是：否。筆者認為，問題可能沒有這樣簡單。試問，土地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難道只限於放量，而不涉及價格？”劉玉錄先生認可“土地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並將此作為反駁我的理由和依據。由此看來，劉玉錄先生對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把握不清。什麼叫宏觀調控？先看什麼是宏觀。在大學本科的《宏觀經濟學》教材的第一章，往往會指出宏觀與微觀的區別，即宏觀指的是總量，如政府的總支出和總收入、貨幣的總供給、GDP的增長率、就業率，以及利率、匯率等。個體企業，乃至某一行業（比如汽車、房地產）、單個市場（比如鋼材、電），都屬於微觀經濟範疇。因此，宏觀調控，是指政府有關財政、貨幣、匯率等總量政策，而政府對企業、行業或單個市場的政策和行為，則屬於微觀意義上的監管。顯而易見，土地絕對不可能作為宏觀調控措施的。2004年5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教授訪問中國時，在北京的一個學術會議上說：中國出臺了這麼多措施（包括土地政策在內），沒有一項是宏觀政策。將“土地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用錯了概念（進一步的分析，參見拙作《似是而非的“宏觀調控”》）。
＇附3＇對包宗華、劉玉錄文章簡要回應（2）
分析到這裡，可以看出，我與包宗華、劉玉錄兩位先生的分歧，並不是簡單的觀點不同，也不是簡單的“不同路線經濟學”的區分。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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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房價與房地產價格（1）
地價、房價與房地產價格——與聶梅生、汪利娜、劉洪玉等先生商榷
地價上漲了，開發商得到漲價的訊號需要一段時間，判斷漲價的原因需要一段時間，採取行動如購進土地和建築材料、搞房地產開發等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於是，房地產價格上漲的時間比地價的上漲明顯滯後一段時間。這樣，同期的土地價格與房地產價格沒有直接的關係。
談到房子，很多人心中充滿了痛楚。在北京，即使是經濟適用房，最高價格已經達到每平方米5000多元；有的豪宅，最高價格已經達到每平方米6萬多元。與廣大百姓的收入相比，房價過高，百姓不能承受之痛。
房地產管理部門一些專家認為地價過高導致房價過高，並舉例稱，中國目前城市房價中地價所佔的比例超過50％，甚至達到60％。因此得出結論：欲降房價，先降地價。土地管理部門的專家對這種觀點持反對意見，他們調查了全國九個中心城市地價與房價的內在關係，得出結論為：地價在房價中所佔比例不高，且趨於合理。就土地成本而言，我國各城市土地成本占房價的比例，在市中心區低的為25％～30％，高的為35％～50％。土地成本比例平均為30％～40％。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住房小區回龍觀周邊的商品住宅專案，其土地出讓金甚至僅佔房價的5％左右。於是，他們認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