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狀況，部分是改朝換代之際的常態，凡是朝代變了，總免不了會人心浮動，不逞之徒乘機作亂，反正成功了就發一大筆，失敗了大不了丟腦袋，本來一無所有的他們，丟了腦袋，也無所謂。只是跟著起鬨的人，之所以能有膽量跟著，多半是因為舊皇帝沒有了，新的真龍天子還沒有見的緣故。
袁世凱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輿論都抨擊說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夢。其實，作為清末以來公認的最能幹頭腦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凱，就算我們能證實他確實有這種偏好的話，其政治抉擇，不大可能全然出於自家的偏好。顯然，以當時的情勢論，他和他的謀士們，顯然都看到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皇帝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的權威魅影。當時所謂共和不符合中國國情輿論喧囂，背後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更適合皇帝的統治。當然，他們所說的中國人，不僅有蠢蠢欲動的“刁民”，還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僅有那些袁世凱鞭長未及的西南軍閥，還有他自家派出去驅逐了國民黨勢力，從而佔據一方的北洋宿將。
袁世凱的悲劇，從技術角度，可以說他在所謂籌備帝制的階段，完全喪失了對外獲取真實資訊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圍的馬屁精們操控“民意”的本領，以致於被這種虛假的民意矇在鼓裡。從策略角度，則是忽略了進化論在近代中國的作用。
自從嚴復把進化論、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中國，很快就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第一號信仰。讀書人在啃侉餅，看天演論的同時，不僅把名字改成了“適之”和“競存”，而且還因此自我洗了腦。進化論體現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當時叫少年）勝過老年，體現在制度上，就是康有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憲、*共和遞進。最關鍵的是，所謂的進步，一律是直線前進式的，有進無退。中國既然已經變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實際效果如果，倒退，就意味著開歷史的倒車，逆世界歷史的潮流而動，當然也就等於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麼進化論，什麼達爾文，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共和，什麼叫專制，如果再出一個皇帝，或者舊皇帝再坐龍庭，也無可無不可，只要這個皇帝不追究他們腦袋後面有沒有辮子。但是，決定政治程序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識的中上層，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軍頭們。他們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據一方的特權，反抗中央，意味著反叛，但是，如果趕巧中央自己把總統換成皇帝，則給了他們一個反對開歷史倒車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櫫這個大旗，至少在中國社會的中上層，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說，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等於是給了反對者一個合法反對自己的藉口。
進化論和帝王權威PK的結果很滑稽，一個具體的強人倒下了，揹著千古的罵名。
三個孝子的成人童話
自董仲舒提議獨尊儒術以來，歷代王朝都說自家是以孝治國，皇帝個個是大孝之人。儘管實際上父子爭位，兄弟相殘的事，皇宮裡面就沒斷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掛上去，一直都沒摘下來過。當然，以孝治國，也有一點小麻煩，都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對頭，該幫哪邊呢？更普遍的麻煩是，如果孝子為了履行孝道，為親報仇殺了人怎麼辦？國家總不能沒有法律，而且法律的執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無論如何，不應該允許個人自己執法。顯然，所謂的為親復仇而殺人就是自己執法，如果人人如此辦理，那麼還要法律，還要政府幹甚？
所以，各個朝代，在為親復仇、即血親復仇的問題上，往往猶豫不決，首鼠兩端，一陣兒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陣兒又強調政府執法，懲罰殺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說實在的，一般來講，雖然傳統國家提倡孝道，雖不盡然是掛羊頭賣狗肉，但畢竟沒有當家執政的人，樂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紛爭，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斷的，即使出於孝道，也是個禍根，口子一開，說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為禍亂之源。但有意思的是，凡是這種為親復仇的好漢，幾乎無一例外會獲得民間輿論的力挺，載入民間口碑是肯定的，多半還會載入地方誌，長久地為人稱誦。
無論什麼性質的國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沒有。即便皇帝時代，民為邦本的教條，也是顛撲不破而且政治正確的大道理。鑑於為親復仇的呼聲如此之高，因此皇帝們都很為難，很難有個準主意，到底是該獎勵還是要懲治。拖到了明清之際，只好打個對摺，含糊一下，一面網開一面，重罪輕判，一面表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