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誘起了異常的輸出，所以，以甲年豐收補救乙年不足的調劑作用，就無從施展了。
總之，獎勵金不論在豐年或在歉歲，都會使谷價抬高，超過按照實際耕作情況所本來會有的價格。這樣說來，假使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穀物平均價格，比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低，那末，要是在同一耕作狀態下，沒有獎勵金的作用，那就一定會低得多了。
但是，也許有人說，沒有獎勵金的促進，耕作狀態或許就有所不同。獎勵金制度對於一國農業究有何種影響，我要在後面專門討論獎勵金的時候說明。在這裡，我只打算論談銀價和谷價相比升漲更多這一事實，並不單是英格蘭特有的現象。這現象，在同一時期且以幾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國發生。這事實，曾經三位非常忠實、勤勉而辛苦的谷價研究者社普雷·德·聖莫爾先生、麥桑斯先生和穀物政策論著者所承認。
但法國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穀物輸出。我們很難設想，幾乎相同於發生在一個禁止穀物輸出國家的價格下降現象，在另一個國家卻歸因於獎勵穀物輸出。
大概，穀物平均貨幣價格上這種變動，與其認為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歐洲市場上銀的真實價值漸趨騰貴的結果。前面說過，穀物在相當長時期內，和銀或任何共他商品比較，是更正確的價值尺度。美洲各豐饒礦山發現後，穀物的貨幣價格，比從前騰貴了三倍乃至四倍。當時這種變動的原因，一般人都以為不是穀物真實價值騰貴，而是銀的真實價格下落。所以，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如果比前世紀大部分年度的穀物平均價格低廉，我們應該同樣說，這變動的原因，不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而是銀的真實價值上升。
過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間高昂的谷價，曾使人猜疑，歐洲市場上白銀的真實價值還會繼續下落。但這種高昂的谷價，分明是天時異常不順的結果，是偶發的暫時的事故，不是恆久的事故。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間，歐洲大部分，都苦於天時不良。加以波蘭發生擾亂，許多在谷價高昂年度須仰賴波蘭供給的國家，於是益陷於穀物缺乏的苦境。象這樣長期的天時不順，雖不是很尋常的事故，但也決不是特殊希奇的事故。曾研究過去谷價的人，都不難舉出同種類似的其他若干例項。此外，異常荒歉的十年，比異常豐收的十年，並不是更為稀奇的現象。從1741年到1750年的谷價低廉，與最近八年乃至十年間的谷價高昂正好是一個對照。據伊顧學院的記錄，1741年到1750年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的最好小麥，平均價格僅為一鎊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這比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平均價格，約低廉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斷，在這十年間，由八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的中等小麥，平均價格就僅為一磅六先令八便士了。
但是，1741年與1750年間的穀物價格，一定是由於有獎勵金的緣故，才沒有在國內市場上按自然的趨勢下落。據海關統計，這十年間所輸出的各種穀物的數量，竟達到八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為此而支付的獎勵金達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二鎊十七先令四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蘭，在下院陳述，前三年中，穀物輸出獎勵金一項支出了極巨大的金額。他所說，有很正當的理由。但如在次年，則更有充分理由。因為單是這一年，付出的獎勵金就達到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六先令六便士。這種強制的輸出，必曾使國內市場上的谷價，升漲到超過沒有獎勵金時所會有的價格，至於超過多少，無須說明。
在本章所附的統計表之末，讀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統計，是和其他各年的統計分開的。此外，也可看到前此十年的統計。這十年的平均數，雖同樣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總平均數以下，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實是異常歉收的年度。1750年以前那二十年間，和 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是一個對照。前者雖夾有一二昂貴年度，但顯然比本世紀的總平均數低得多，後者雖夾有一二低廉年度（例如1759年），但顯然比總平均數高得多。假使前者低於總平均數以下的程度，不如後者超過總平均數以上的程度，其原因，自應歸於獎勵金制度。況且，這變動顯然很急激，非緩慢漸進的銀價變動所能解釋。結果的急激，只能由動作急激的原因來說明。那就是天時的意外變動。
不列顛的勞動貨幣價格，在本世紀中，確是上升了。但這種上升，不是歐洲市場上銀價減低的結果，而是不列顛普通繁榮因而對勞動的需求增加的結果。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