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一仍其舊，不能因畏禍而縮手。因為“得失譭譽關頭，若不打破，則天下事一無可為”。
另一面是，萬曆覺得有這麼一個位高權重的首輔壓在頭上，終究是束縛太多，甚至有時還會令自己陷入大尷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難免“憤結之日久矣”（于慎行語）。
後世史家在評價張居正時，都喜歡引用海瑞所說的“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評語（《國榷》卷七一），這甚至已成為一般大眾的共識。
以草民我看來，事情不那麼簡單。
張居正何嘗不知謀身的重要？能跟別人提起霍光、宇文護故事，這就是嚴嵩、徐階一輩絕不具備的大透徹。
但張居正自認所做的一切，無論賞罰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雖有謗言，何足畏哉”！
在他與萬曆有了微妙的裂痕時，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風險是存在的，但仍在執政的最後一年裡，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國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條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於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荊棘不可避開，那就只有一個辦法，可使後世的人對他能有一個公允的評價，即——要為天下蒼生多積一點德！
一頭是社稷，一頭是百姓，這是必須要對得起的。
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
——要為人民謀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鐵腕手段懲治那些貪汙挪用的錢糧官員，規定一律用錦衣衛120斤大枷，於戶部門口帶枷示眾兩個月，然後遣送戍所。
他以嚴刑峻法對付各地阻撓平均賦稅的不法富戶，聲稱“為民除害，宜如鷹鸇之逐鳥雀（《左傳》語），又何畏哉”！
他厲行一條鞭法利國便民，到萬曆十年，致太倉粟可支10年，國庫存銀近800萬兩，又免除隆慶元年以來各省百姓積欠賦稅100餘萬兩。史稱自正德嘉靖以來，“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明代史家談遷說：江陵志在富強，力振其弊，務責實效；一時中外凜凜，不敢以虛數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說：張居正有經綸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時帑藏充裕，國最完富，綱紀修明，海內殷阜。
這是公允之論，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勞勞碌碌，盼的是什麼？圖的是什麼？
——“天下晏然如覆盂”。
豈有他哉，豈有他哉啊！
十五、黃鐘大呂戛然而止
【他走後寒風狂捲落葉】
一個國家的命運，在他的手裡操持；萬千生民的命運，在他的手裡發生改變。
文淵閣裡那些線條流暢的桌椅，都透著一股沉靜的氣息。在這個房間裡，治國，是一件繁瑣的工作，並非只是百僚之上的榮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牘勞頓，又是另一回事。
張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觴的快意，多的是軍國大事的沉重。
他不須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來，他只是如牛負重。
長期的勞神竭慮，壓垮了他的身體。萬曆九年入夏以來，他覺得精神委頓，睡眠與食慾也都不佳。一連數月，不得安寧。到七月，他終於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辦公。
萬曆馬上派了四員御醫前去診療。張居正在上疏謝恩時，趁機提出了請長假的要求。據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感暑熱，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為下部熱症”（《患病謝醫並乞假調理疏》）。
萬曆對情況的嚴重性估計不足，讓他一面療養，一面在家處理公務。幾次派文書官前去探視，帶了不少賞賜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癒了。君臣一個月未見，兩人都很高興，馬上談起了具體的事務。萬曆和張居正都沒有想到，這樣的狀況，已經維持不了多久了。
這一年的十一月，張居正十二年考滿，萬曆對他大加褒獎。加上柱國、太傅等勳蔭，就是在這一次。
轉過年，萬曆十年的二月，張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謂“熱病”，其實就是痔瘡，常年伏案的人，這是個易得的病。
據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說，張居正的病，是因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藥”，藥引發燥火，又服用寒劑下火，結果生成痔瘡。
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也持這一說，說是張居正服用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們不知內裡，以為時髦，竟然紛紛效仿，大冬天都光著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