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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到了太原的時候，這個老太婆又神氣十足了，巡撫毓賢率領大批文武官吏去省城外幾公里地方恭候迎駕，所準備的行宮堂皇壯麗，具有宮廷氣象。
在逃難過程中，有一天慈禧向吳永講述前後的逃難經過，她說，當義和團鬧事的時候，他們都說團民是如何的忠勇，守紀律，繪聲繪色，我就相信了。後來他們攻打教堂，火燒正陽門，我瞧著不像個事，心裡就明白了，他們是靠不住的，不中用的。這個時候，宮廷裡面的好多人都和團民混在一起了，就連載瀾等人也都學著他們的裝束，短衣窄袖，腰裡束上紅布，氣勢洶洶，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了一樣，載瀾居然有一次和我抬槓，拍桌大罵，差點把案都給翻了，那時我一個人也沒了主意，鬧到如此田地，如果不是我忍受委屈，遷就他們，安撫眾心，使他們還有一點分寸，要不然，紙老虎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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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與洋務
瞿兌之《杶廬所聞錄》說，張之洞“張文襄雖主新政，而思想陳舊，亦出人意表”。
光緒初年至宣統，幾十年而已，但事勢懸絕，好像有二三百年的變化一樣。兩種勢力消長，就是清流派和洋務派的較勁。
光緒初年，清流因清廷欲博廣開言路之名而得勢，恭王、李鴻藻、翁同龢、張佩綸、陳寶琛、鄧承修、張之洞，今日一章，明日一疏，專事彈劾，貪庸大僚，頗為側目，此輩遂有清流之號。
光緒十年之後，外侮日急，應變之才尤顯重要，於是洋務之名又興，洋務派因軍功、留學、出使之途上升，不由科目進，與清流異趣。為人又多驕奢、結納呼朋，和傳統士大夫氣節有違，兩派漸相惡，李鴻章號為通時務，又喜功名，洋務人才多輾轉依附於他。
甲午戰後，翁、李相互視為仇敵，新、舊黨頓判。
清流認為不得不變法，康有為以一小人物，名聲大過公卿，背後就有清流派鼓吹抬舉的功效。
但清流終敗於袁世凱，袁世凱系李鴻章派的柱石。
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時，恰值甲午戰敗。他馬上巡視江防，寶山、江陰、鎮江等處，剷除以前偽劣窳敗的炮臺，即刻購置泰西新式炮五十餘尊，重建可用炮臺，又在後山上築新式炮臺二十餘座，這是江南最早有後膛炮和最早的西式炮臺。他又擬於吳淞、崇明等地大修炮臺，為江防經久之計（《抱冰堂弟子記》）。
作為一種補救，不可謂不努力。但專制壓抑人性，壓抑創造性，以致總是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內在的矛盾一當關鍵時刻，立即顯露出來。甲午之際，各路防營皆為各統領把持，好像是自家的產業一樣。兵怨械朽，不能一戰。更有甚者，還有為敵人引路的，自動搞破壞的……
如僅從張之洞的作為來看，清流未必較洋務派不知兵。但他們遇到的阻力泰半相似。
於是形成這樣的局面：清流始舊而繼之新；洋務本新而趨於舊。
庚子（1900）之後，清流勢力貶斥幾盡，袁世凱與奕劻結納，狂引洋務人才，其中又分親日、親美、親德……各派，迎合親貴，援引官僚，凡躁進喜事之人，依附夤緣，相繼得志。
清流只剩張之洞、岑春煊，勢力受阻，晚年默退無鋒芒。
李鴻章雖為風雲人物，但其為人實在成問題。《杶廬所聞錄》談到光緒初年彭玉麟巡防長江水師，鋤強抑暴，威聲遠播，其間，打掉李鴻章手下悍將奪*、貪人財、害人命的譚祖綸，尤受人民稱頌。
李氏兄弟相繼為湖廣總督，其間，枉斷曲直，任用私人，把兩湖當成自家的小國，湖北民眾在其權勢之下呻吟，其下江防部隊，割據水陸，不可一世，統領營官，皆由私授，其陸營統軍劉提督，所部淫掠不止，有如盜匪。湖北人民皆呼之為劉長毛，同僚尊之為劉軍門，凡是此人的事，有司不得過問，跋扈江漢，勢傾司道。
李鴻章在甲午海戰慘敗的次年，到俄國去簽訂《*》。本意是聯俄製日，不料卻是將雞送給黃鼠狼。俄人以修鐵路為詞，把老李給騙了。為了達到目的，“俄國劃撥一百五十萬美金，賄賂李鴻章及其隨員，菲泰在其《*》中言之鑿鑿”。吳相湘先生《帝俄侵略中國史》將此金額稱為“李鴻章基金”。帝俄遂將魔爪伸入中國體內。
俄國人深知李鴻章這個老邁者的心理，把威脅、利誘、欺騙用到極致。